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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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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的名称和来源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楚辞”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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