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理论研究推荐  更多



乐府诗集简介

查看全部诗词知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
  郭茂倩,字德粲(《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四),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史》卷二九七《郭劝传》)。劝孙,源明子。神宗元丰七年(1084)时为河南府法曹参军(《苏魏公集》卷五九《郭君墓志铭》)。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为学术界所重视。
  “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後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被合称为“乐府双璧”。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後人的拟作列于後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後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 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在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後﹐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卷一: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
  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
  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乐
  歌也,《清庙》,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
  《良耜》,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
  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
  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
  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
  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
  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
  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
  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
  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
  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
  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
  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
  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
  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
  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
  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
  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于是斟
  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汉以来,有夕牲、
  迎神、登歌等曲。宋、齐以后,又加祼地、迎牲、饮福酒。唐则夕牲、祼地不用
  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之乐。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
  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查看全部诗词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