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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蜀词人《花间集》
以后世多数评论者的眼光看来,《花间集》格调不高,题材狭窄,感慨不深,且对后世词的创作有着深远却不利的影响。但若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体味当时文人的感情,则不足为怪...
   
 

    《花间集》是五代西蜀赵崇祚所编,共收录了自晚唐至五代的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牛峤、孙光宪等十八位词家的五百首作品。其内容多为风花雪月的男女恋情,且喜好以女子的口吻抒发感情,这样类型的词作约占三分之二,因此总体说来,风格倾向于香软绮靡。以后世多数评论者的眼光看来,《花间集》格调不高,题材狭窄,感慨不深,且对后世词的创作有着深远却不利的影响。如俞平伯就认为,“就最早的词的文学总集《花间》来看,即已开始走着狭深的道路”,“一般说来,思想性差,反映面狭”,“‘花间’的潜势力依然笼罩着千年的词坛”。我们不否认《花间》总体为“艳词”的合理性,但不应仅仅停留于这一历史现象表面,每一现象都有它产生的原因,无论主观或客观。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的确,以后人的眼光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但若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体味当时文人的感情,其实也就不奇怪了。


(一)社会政治背景

    晚唐动荡的八十年间,城市商业消费经济畸形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歌妓舞女空前增多。随着藩镇势力的加强,大量流落民间的宫娥乐工归之豪强,地方音乐兴盛。这为与音乐有密切联系的词的兴盛创造了条件。而且,从宫廷到地方,大小统治者耽于享乐,奢靡风气浓重。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五代,尤其是在南方,战乱较少,城市商业经济繁荣,歌台舞榭到处可见。在花间词人较集中的蜀地,社会较安定,经济和文化较发达,巴蜀物阜民康,游乐风气浓重,曲词盛行,统治者出自纵情享乐的需要,热衷于曲词倡导。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有细致描绘:“绮延公子、绣幌佳人,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在这种作词风气的强烈刺激下,朝野文人纷纷在花间酒边以词娱乐消遣,“欢极一片,艳歌声揭”(尹鹗《秋夜月》)。因此,《花间集》选的十八位词人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和凝外,其余都是五代蜀人或入蜀词人,这有地域因素的影响。

    从当时的总体背景来看,晚唐五代是动荡的时代,不少文人身处乱世,遭遇坎坷,虽有政治抱负,但在政治腐败的当朝,遭到排挤与打击,即使入朝为官也很难有所作为。面对现实,不少文人有志现实却又深感救世无望,文人的挫折感与失意感不可避免,这是由文人的敏感与感情丰富所决定的。温庭筠、皇甫松、薛昭蕴、韦庄等都是乱世中不同程度的失意者。为了寻求解脱,时常混迹于歌妓舞女之间。“满眼利名浑信运,一生狂荡恐难休,且陪烟月醉红楼”(孙光宪《浣溪沙》)的生活感情普遍存在。在浅唱低吟中寻求苦闷的解脱,是大部分花间词人的心理特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人不得不把笔触伸向自己的内心,个人情感成为经常玩味与描写的对象。而这一切,又借助于对风花雪月之事的描绘作出表达。词以其善于言情的特点成为文人抒写这种生活、曲折表露情怀的最好文学样式。作为第一部词的文学总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花间集》表现出绮靡香艳的风格也就不奇怪了。


(二)文学传统的延续性

     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在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后,《花间集》同时也具有对过去文学传统的继承。就好象是坐标轴中的一点,有着对应的纵坐标和横坐标。对于《花间》这一特定历史产物,尤其不能忽略晚唐诗歌创作风气对它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期,唐代由全盛转向衰退。这种社会转向影响了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这一时期,诗歌创作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个人生活和抒写内心世界,不仅在语言、意境等方面刻意追求幽隐含蓄的凄艳美,宴间酒边还产生出不少消遣意味浓厚的艳情小诗。晚唐诗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追求,重要的一点就是“俗”的倾向。这种“俗”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对情感大胆而直率的表露。《长恨歌》可说是著名的爱情长诗,可白居易却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 (《与元九书》)不难看出,“时俗所重”的就是这种对情感的描绘。至晚唐,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李商隐提出“反道缘情”的主张, “重情”风气越发盛行。且 “晚唐体”“香体”诗歌广泛出现。艳诗的普遍流行对以后艳词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如清人田同之认为:“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遂启词端。”(《西圃词说》)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词受诗坛影响相当之大。《花间》大面积艳词的存在因为有了晚唐艳诗的基础于是不再显得突兀。

况且,香艳的风格古已有之。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提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可见,花间词人如欧阳迥也意识到了“花间”与“宫体”之间的某种联系。的确,二者有着相似之处。《隋书·经籍志》说萧纲之诗“清词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可见,宫体诗以描绘女性体态与生活为重要内容,风格绮丽轻柔。这一点在《花间》的创作中同样有着鲜明的表现。

    综观《花间》词作,不难体会出一种爱情意识的张扬。其实这也体现了爱情意识的历史承接性。自古以来,爱情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一直有着鲜明的体现,从《诗经》的“风”到《楚辞》的某些篇章到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都抒发了真挚的感情,活泼妩媚。情因为真因为没有虚伪才显得尤为可贵。然而自秦汉以来,儒家正统伦理思想对这种真挚热烈的感情采取了排斥与压抑态度,且影响到文人创作中爱情意识的表露。但作为人类的天性之一,爱情意识又是压抑不住的,一旦遇到历史契机便会蓬勃发展起来。唐五代便是一个契机。唐王朝气象宏大,风气相对自由,因为它的宽容性,爱情意识在作品中的表现也更为活跃。至晚唐五代,社会动乱,对封建伦理的冲击加大,爱情意识的表露也更直接与大胆。有观点认为,词的发展,实际上是承接了艳诗中爱情意识的“转移”而致。虽然《花间》诸词对爱情意识的表露不是一致的,不能否认是香花与莠草并存的局面,但因为其对“情”的表露是大胆直接的,这在充斥封建礼教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就有了它独特的意义,即它表露了人性的真实。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有了思想解放的意义。

    总之,人有多层次性、多侧面性,在晚唐五代,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是使文人对情、对婉约美喜好的一面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也就造成了“词为艳科” 的结果。我们承认人类感情的复杂性,承认人们审美趣味的多样性,就应承认花间词人审美趣味的合理性。我相信,这种审美趣味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深深地隐藏于人性深处。即使批评过《花间》的陆游,他的《豆叶黄》、《采桑子》之类的作品也表现出与《花间》一致的风格。当人们蒙受爱情意识的“冲击”之时,往往会向《花间》式的词中寻找审美上的心灵共振,这是《花间》依然对后人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


(三)《花间》所体现的词的发展

     《花间集》产生于五代前期,词作跨越了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至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的历史时期。不同时期的词家由于不同的历史境遇,词的创作呈现出各自的特色。《花间集》作为这一时期词的文学总集,因其作品时间的跨越性,体现了词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发展。

   “花间鼻祖”温庭筠开一代词风,其风格浓丽婉约,被周济、王国维分别拟之为严妆美妇人和“画屏金鹧鸪”。自此,词提高了委婉曲折表达细腻情感的能力,影响深远。以后的花间词人中,以和凝受温词影响最深,其词也很能体现花间词“一小语致巧”的特征。“花间”另一大家韦庄,作词直接收到温词的影响,却又别树一帜。韦词的题材范围比温词广泛,除了恋情词,还有记游、送别、咏史词。其最大特色在于用白描手法写词,擅长白描又每以情胜,显得情调明朗、形象生动。其淡雅词风为婉约词别添一格,不仅对“花间”一派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把词体在抒情道路上推进了一步。韦庄词不仅直接启示了后来“花间”的孙光宪、李珣等人,对以后词的影响虽与温不同却同样深远。

    五代前期温韦两种词风盛行与融合,此时文人词或近温或近韦。《花间集》的作者们当然不可能完全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但在此基础上却也时有发展,“声色渐开”(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如“花间”的孙光宪、李珣、毛文锡诸人的词都在温韦之外别具一格,从而在不同方面为婉约词的继续发展大开门径。尤其是孙光宪,他的词在反映客观现实和抒写主观情怀方面无论深度和广度都较前人有所发展。他有《河传》、《后庭花》、《思越人》等多首咏史词,词旨鲜明,内容充实。他的名篇《酒泉子》:“空  无边,万里阳关道路。马萧萧,人去去,陇云愁。香貂旧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绮罗心,魂梦隔,上高楼。”反映社会战乱,表现民生疾苦,感情深沉,汤显祖也 “再读不禁酸鼻”(汤评《花间集》),这在题材上是一大突破。孙词多方面展示词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浣溪沙》“落絮飞花满帝京”写他“未甘虚老负平生”的人生态度,“十五年来锦岸游”一首揭示其放浪歌酒的真实原因是名利无着,或寄寓托身无所的飘零感受。在孙词中,有志于时却怀才不遇,放浪不羁又坚守节操,骚愁满腹又旷达豪爽的失意文人形象得到呈现。孙词上承韦庄,白描运用得更普遍,情态逼真,“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贺裳《皱水轩词筌》),而孙词语言的平淡易晓、俗朴近人,比韦词更能与温词形成对比。其“词气甚遒,措辞亦多警炼”(《白雨斋词评》),在韦庄之后,把词引向清旷刚健、显豁俗朴的一路,对后世柳永、苏轼诸人词有一定影响。

    此外,牛桥词的充沛的感情,明朗的色调,牛希济自然娴熟的运笔和不浮靡、不藻饰的特点,毛文锡质直的风格特征,李珣词的旷放自得、清俊淡婉等等,都使得《花间》在香软之外表现出多样的风格,其独创性与丰富性为后代词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花间集》作为一客观存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对它作出评判,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它、理解它的基础上。将它放在它所处的位置,还原它的本来面目,这是我们所应做到的。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花间集》,便是对它最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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