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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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这是一首直抒胸臆的名篇。它与一般即景言情,融情人景的词作有所不同,但它仍能深深打动读者,原因是,它抒发了作者强烈而又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一种傲视公卿、轻蔑名利的思想。
  在整个封建社会,哪怕是所谓“圣明”的历史时期,科举考试也不可能没有营私舞弊、遗落贤才的通病。“明代暂遗贤”、“未遂风云便”等句,蕴含着作者自己的无限辛酸和对统治集团的讥讽揶揄,它道出了封建社会中许多失意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这首词的社会意义也正表现在这里。正因为这首词刺痛了统治阶级,所以作者终生失意,备受压抑排摈。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初,进土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及皇帝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首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蔑视功名,鄙薄卿相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整个看来,这首词的基调,它的主导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些话,充分表明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行动方向。历史证明,作者的一生是忠实于这一誓言的。他为下层妓女填写过许多词篇,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相当普及的程度(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并且获得了“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的社会效果(见胡寅《酒边词序》)。一个古代白衣词人的作品,其流传程度如此广泛,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封建统治阶级把他长期摈斥于官场之外,甚至毁灭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另外一方面,这又恰恰成全了他。正由于他长期仆仆风尘,奔波于下层人民之中,才使他成为北宋独具特色的词人,成为中国词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词家。他死后,曾得到下层人民,特别是妓女们的同情和尊重,从传说中的“吊柳七”等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确获得了“白衣卿相”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

  过去,有人指出这首词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同时还指出这首词反映了封建时代文人失意时的“颓废思想和堕落生活”。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今天也必须予以指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作者落第失意之后,便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访”“意中人”。这“意中人”,其实就是作者的知己,亦即“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思想情绪既表现出作者身世漂零之感,同时又反映出他对妓女们的同情。这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情绪。就“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等词句来看,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颓废的,但也要看到,其中含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敢于如此直截表明自己的‘’堕落”,这对封建“礼法”来说,难道不是有“叛逆”之嫌吗?那些道貌岸然的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在玩弄女性方面不知要卑劣到何等程度,而表面上却故作“风雅”、“庄重”。柳永此词与之相比,真不知要纯洁和高尚几多倍了。作者鄙弃“浮名”,却公然去填写被统治阶级轻视的“艳曲”,留下了广泛传唱的词篇,这反而是他对历史的贡献了。

  这首词的构思、层次、结构和语言均与柳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如“如何向”、“争不”、“且恁”等。全词写得自然流畅,平白如话,读来琅琅上口。不独在柳词中,即使在北宋词中,这一类作品也是少见的。这种“明白而家常”,“到口即消”的语言,正是词中之本色,是经过提炼而后取得的艺术效果。指斥柳永词过分俚俗浅直,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了。

【简析】

这是一首直抒胸臆的名篇。它与一般即景言情,融情人景的词作有所不同,但它仍能深深打动读者,原因是,它抒发了作者强烈而又真实的思想感情,表现出一种傲视公卿、轻蔑名利的思想。

  在整个封建社会,哪怕是所谓“圣明”的历史时期,科举考试也不可能没有营私舞弊、遗落贤才的通病。“明代暂遗贤”、“未遂风云便”等句,蕴含着作者自己的无限辛酸和对统治集团的讥讽揶揄,它道出了封建社会中许多失意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这首词的社会意义也正表现在这里。正因为这首词刺痛了统治阶级,所以作者终生失意,备受压抑排摈。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初,进土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及皇帝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首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蔑视功名,鄙薄卿相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整个看来,这首词的基调,它的主导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些话,充分表明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行动方向。历史证明,作者的一生是忠实于这一誓言的。他为下层*女填写过许多词篇,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相当普及的程度(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并且获得了“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的社会效果(见胡寅《酒边词序》)。一个古代白衣词人的作品,其流传程度如此广泛,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封建统治阶级把他长期摈斥于官场之外,甚至毁灭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另外一方面,这又恰恰成全了他。正由于他长期仆仆风尘,奔波于下层人民之中,才使他成为北宋独具特色的词人,成为中国词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词家。他死后,曾得到下层人民,特别是*女们的同情和尊重,从传说中的“吊柳七”等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确获得了“白衣卿相”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

  过去,有人指出这首词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同时还指出这首词反映了封建时代文人失意时的“颓废思想和堕落生活”。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今天也必须予以指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作者落第失意之后,便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访”“意中人”。这“意中人”,其实就是作者的知己,亦即“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思想情绪既表现出作者身世漂零之感,同时又反映出他对*女们的同情。这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情绪。就“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等词句来看,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颓废的,但也要看到,其中含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敢于如此直截表明自己的‘’堕落”,这对封建“礼法”来说,难道不是有“叛逆”之嫌吗?那些道貌岸然的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在玩弄女性方面不知要卑劣到何等程度,而表面上却故作“风雅”、“庄重”。柳永此词与之相比,真不知要纯洁和高尚几多倍了。作者鄙弃“浮名”,却公然去填写被统治阶级轻视的“艳曲”,留下了广泛传唱的词篇,这反而是他对历史的贡献了。

  这首词的构思、层次、结构和语言均与柳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如“如何向”、“争不”、“且恁”等。全词写得自然流畅,平白如话,读来琅琅上口。不独在柳词中,即使在北宋词中,这一类作品也是少见的。这种“明白而家常”,“到口即消”的语言,正是词中之本色,是经过提炼而后取得的艺术效果。指斥柳永词过分俚俗浅直,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了。

【赏析二】

  柳永这首词,伴随着一个有名的故事。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宋仁宗一次“临轩放榜”,看到柳三变(柳永原名)的名字,想起他《鹤冲天》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句子,就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把他黜落了。于是,他只好半是解嘲、半是哀怨地自称“奉旨填词”,继续过着留连坊曲的生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我们很难揣测;但是柳永这首词有着触犯封建规范的浪子思想,却是实在的。

  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初到汴京不久的时候吧。一个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就饱读诗书、肄习举业的年青士子,本来以为一到京华,就“定然魁甲登高第”(《长寿乐》),取功名如拾芥的,想不到初战就遭到铩羽,落第了,那心情的不好受,自然是不在话下。然而他是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仕途受困的打击,在他的身上产生了反拨力,使他的思想一下子摆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一敝屣功名,留连坊曲,在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一曲《鹤冲天》,便是他这种内心历程的忠实记录。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开头便说出了落第的事实。“失龙头望”而冠以一个“偶”字,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暂”字互相呼应,说明这次下第只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战之罪,实受种种客观原因制约而已。然而落第毕竟又是眼前的现实,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接下去的两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明代暂遗贤”,说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没有唐突了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当代的“圣君贤相”),也没有贬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实是包含着讽刺,蕴藏着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应该“野无遗贤”才对呀!这句话的重点,是把自己说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贤”者,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所“遗”弃了。“如何向?”既然他们不要我,我应该怎么办?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接下去是回答问题。“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二句,用斩钉截铁、明白无误的语言,说出了今后生活的行动指向:恣意狂荡。“恣”字已有放纵的意思;“争”字领头造成的反问语气,双重否定构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荡”一语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须论得丧”三句,进一步申述走这一条恣意狂荡之路的得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一条违反应举出仕的封建规范的道路,一般读书人都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却认为:走这条路,做个“才子词人”,与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谈不上什么损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两句话充满了自豪,十分警策。就作者的本意言,是以为“教坊乐工”写作歌词来对抗为朝廷草诰制策,即以为市民阶层服务来代替为统治集团服务;客观上是提高了词人的地位。

  上片到此结束,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当完整。然而长调讲究铺叙,讲究舒展,柳永的这首词,是适应长调的要求而构思、下语的,因此句子不大讲究含蓄,余蕴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写尤其不够。偏于平实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如果没有更多一些景语和情语,是会显得干瘪的。而“恣狂荡”生活的具体内容,“才子词人”的真正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才能成为“意”、“象”兼胜的作品——这也正是词人下笔时有意的布局,为下片的描写留下余地的。故过片以后,即展开了“依红偎翠”生活的具体描写。

  “烟花巷陌”四句,勾画出绮丽的环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条歌*聚居的深巷里,摆列着丹青画屏的绣房中,住着那些值得词人时时来寻访的“意中人”。在这里,“意中人”没有明标数目,也没有描写外貌,但是不难推知,它一定是复数的,一定是美丽的。这有词人其他作品为证。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虽然不是一时一地的相识但以早期在汴的居多。)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馆,所至,*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斗百花》)、“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昼夜乐》)、“天然嫩脸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迟杯》)等等,都是她们体态妖娆的佐证。文艺创作有时不得不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压缩在短小的篇幅里,读者就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领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理解柳永的这首词,也是这样。

  “且恁偎红翠”三句,紧承上文,意谓对着这些聪明美丽的烟花伴侣,应该尽情地享受美满风流的生活,以求达到平生的快意。这种境界,其他词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曲玉管》)“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古倾杯》)他是沉浸在“偎红翠”的生活之中了。词作至此,已极道“恣狂荡”的内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固然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然而联系柳永为举子时专为乐工新腔作辞(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自己亦善创调(《乐章集》中颇多自创新声)二事,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实不徒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们谱写新曲新词。换言之,即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他有一首《玉蝴蝶》词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绝好的印证。他不愿意把这种生活和“浮名”对换,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论调。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无怪乎仁宗读后要不高兴,把他黜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和下层人民结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作冯妇,再返旧垒,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这牵涉到思想意识根本改变的条件问题,在此不暇细述。总之,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

  柳永在这首词中揭橥的人生道路一尽管他是走不到头的——在宋元时代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反响。随着城市繁荣和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众伎纷呈的。演唱、说书、杂剧等群众艺术,亟需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参加,才能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满足欣赏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间艺人的结合,就成为促进群众文艺发展的一条崭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较早的一位著名文人,是他,第一个在词中提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的话,直率地、*裸地鼓吹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分离,与娼优一类下层人民结合。继他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少的“书会才人”,在默默地走着他的这条道路,并且学着他的口吻,以“风流浪子”自夸。董解元的“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关汉卿的“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同柳永的思想意识都有一致之处。他们在民族压迫的政权底下,仕宦的道路被堵塞了,只好终身与娼优为伍,比之柳永又更进一步了。当然,这种偎红倚翠、浅斟低唱的生活,有其放荡的、颓废的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一般词人的喜用比兴不同,柳永的词多用赋体,即直陈其事,无所假托,这首词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全词结构分明;从落第说到今后的态度、想法,直露地、酣畅淋漓地表达出自己要过“偎红翠”、“浅斟低唱”的生活,对功名表现出冷淡的、狂傲的态度。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铺排有序,回环呼应,条理清晰。所用语言也通俗浅显,符合元明曲家“本色”的语言审美要求。柳永被后世称为“曲祖”(见李渔《多丽·春风吊柳七》词),同这类词是有关的。 (洪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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