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的使用方式与人生幸福


2021-11-23 21:05:47  杨金彪  所属诗集  阅读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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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3 08:50
昨天中午路经老虎桥前一店家门口,摊子上摆放着旧式日历,站住看了一会儿,感觉没什么用,就没有买。

以前,由于受专业所强调、在意的现代性、现代意识乃至现代主义的影响,对这种印了红红绿绿的财神福神的传统物件,无形中带有一种偏见,以为只不过是封建迷信罢了,落后、低级,颇有些看不上,甚至可以说是鄙视与不屑。

只是近来转念,觉得它们不管怎么说也是历史文化中的事物,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至少首先可以归入民俗学研究范畴(总不能断然否定民俗学本身吧),是中国人一种精神气貌的物化形式,绵延至今而不衰竭,其中力量,显然绝非等闲。这能量,不知道只能说明自己不懂得,而不是不存在。

突然想起以前在老家使用日历的情形了。一般是每天撕一页,一年过完,日历也就撕尽了,需要买下一年的日历继续撕。那时,碰到一本名为《奇拳怪招》的武术图书,很薄,里面介绍的有少林七十二绝技,其中有一种大概叫做大力拳的功夫,就和撕日历差不多:弄一摞纸或什么钉在墙上,每天拳击若干次,并撕掉一页,一年后纸页撕光,能直接打墙,功夫成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当时虽然很有练习的想法,却不知何故,终于未能实践。否则,现在我肯定可以去体育系混了。这真真的有点遗憾。

然而,似乎也有不撕的情况,那就是找个夹子一天一页地夹起来。一年下来,时间过去了,日历却仍然还在,可以保存起来,供以后回忆或研究之用,妙哉妙哉。

昨日路上瞎想这些时,又隐隐觉得这两种做法功效虽然相近,但似乎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念。采用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的分类法,撕掉日历的像是动物,时间不是一种可以反复抚摸的对象,人生只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而夹起日历的则具有历史意识。尼采是这样描述人与动物的区别的:

请看一看在你身旁吃着草走过的牧群: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昨天,什么是今天,它们来回跳着,吃着,歇息着,消化着,又跳着,就这样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毫不客气地愉快和不快,亦即对眼前的桩子的愉快和不快,因而既不忧郁也不厌烦。看到这一点,对于人来说是冷酷无情的,因为人在动物面前为自己的人性而自鸣得意,却满怀醋意地看着动物的幸福—他只想这样,像动物一般既不厌烦也不生活在痛苦中,但他这样想却是徒劳的,因为他并不想像动物那样。人也许某一天问动物:为什么你不向我谈一谈你的幸福,而只是看着我?动物也愿意回答,并且说:这是因为我总是马上忘掉我要说的话——但此时它也已经忘掉这个回答而保持缄默,以至于人对此大为惊奇。(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尼采就此指出,“动物是非历史地生活的。因为它就像一个数字被当下除尽,不留下一个奇怪的分数:它不知道伪装自己,不遮掩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都完全表现为自己所是的东西,因而再诚实不过了”。因此,我们不妨称动物为灵魂裸露者,简单一点,裸魂者。孟子所谓赤子之心,李贽所谓童心,佛家所言无所住心,在动物这里都得到最为完满的呈现。在尼采看来,动物的幸福是犬儒主义公理的活生生的证明,动物是完全的犬儒学者。但如果有哪个人敢于像动物这样,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人傻,因为在现实社会面前他们只会最容易被刺伤甚至害死,也最容易落魄失意。他们缺乏游走现实所必备的人格面具以及人际关系的堡垒。

而不像动物的人对自己的惊奇则是他“居然不能学会遗忘,而且继续留恋过去的东西,无论他跑得多么远,跑得多么快,链子也在一起跑”。因此,与动物仅仅活在当下相比,“人要顶住过去的巨大的并且越来越大的负担:过去压迫着他,使他佝偻着身子”。因此对动物就产生了羡慕与嫉妒,他不知怎么就失去了那块伊甸园。

尼采认为,幸福最终需要一种能够使幸福成为幸福的能力,即“在存续期间非历史地进行感觉的能力”。而历史感的过度发展会削弱甚至扼杀这种能力:“无眠、反刍、历史感都有一个度,一到这个度,生存者就受到伤害,并最终走向毁灭,无论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文化”(141)。

生命是一次性的,而且终究是一次性的。每一天也只有一次,唯一的、独特的一次,哪怕它多么无聊、沉闷,再也不会重来。如此,乃至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刹那——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的时间分割,无不如此。撕页所采取的是用生命自身来验证人生问题的方式,存在着一种慷慨就义的宏壮,一种义无反顾的神圣生命仪式感。而用夹子夹起日历,保留下来的日历可以用来增加记忆,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断成长、成熟,在更高的心智层面迎接未来。但由此,生命过程那种尖锐的、悲剧性的要素也往往被历史的抚摸、回忆的温润给淡化、遮掩了。历史意识为我们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堡垒,在保护我们的同时也逐渐囚禁了我们,弱化了我们对于生命本真的亲切感。尼采引用歌德的话呼吁我们拒绝那种只能教诲我们而不能触及我们行动激情的历史学。当年鲁迅面对“青年应该读什么书”的问卷提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其原因可能也包括这样一种深刻感触:中华文化的历史意识过度茂盛,对人的心灵构成囚禁,使人缺乏指向行为的冲动。在他看来,中国的书似乎都是死人写的,写给死人看的,而且是让人去死的,因为不叫人做事情而只教人做文章,而像外国书(印度除外)那种“旨归在行动”的书才是活人的书,才能使人活。

总之,在历史意识的巨大阴影下,生命自身“仅此一次”的那种悲壮,惨烈,凄厉等内涵被掩盖了,生命自身的锐气、亮度,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也相应被磨钝、黯淡。于是,我们不再相信生命自身的力量,不再相信自己,甚至逃避自我,转而依靠知识、技术、智能、物质手段等等来获取人生的胜局。我在2014年8月28日写的《街市在出嫁》描写了一个梦境,最后一个场景就涉及生命与技术力量的分歧:

往南的路通向田园诗

靛紫天空焚尽所有

在坝腿旁 《晚丛孤翠带河图》构型完美

朝那渴想终极的眸子投怀送抱,而记忆的欲望升格

为理性,铲除“活在当下”或 自 信

摄影机那理念的龟头举起

咔嚓(取景过大,主题弱化,色调黯淡)

咔嚓(两边红,中间白,这是——)

【早知道,我就眼睛了】

咔嚓 (哦,哦…)

意志【让“悔”摁住】无力勃起

一节 一节 瘫倒

陪死神在爱的门槛安坐 坐 做





彼岸有花 何必此岸苦寻 苦等

枯等 白发树 江畔

揭谛 揭谛

遇见一片夕阳美景,没有全身心沉浸其中,反而因历史意识的加重,想要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去片面地规定它、保存它,以便以后反复再进行探视。然而技术保存得再好,也无法和美景本身相比万分之一。美景稍纵即逝,人生也是一次而不再有,这样,与原版相比是低层次的回顾,哪怕是多次的叠加,又真的能够与那唯一一次的最美相提并论吗。何况在拍摄过程中种种失败、挫折、不满等心理流程对美的体验的阻断与消解,更是得不偿失,舍本逐末,难免取芝麻丢西瓜之嫌。就是说,在这番操作下对生命的一次性视而不见,从而错失生命自身的潜能、局限以及由此决定的生命精神及其悲剧意义。不能充分信任生命本身,不能全然以生命的瞬间去捕捉、承接美景的瞬间,不理解这一获得的唯一性与完满性,只会导致人生之美的彻底沦丧。就此而言,我们自认为早已全面超越的动物,也许是更为直通生命终极本源,因而也更为深邃的生命哲学家。

关于这一点,谁知道呢。命运的奥秘,只能是个谜。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恰好是命运的吧。

一开始,我是因为现代性对传统的日历特别不感冒的,而现代性这个概念的阐释恰恰与使用日历的一种方式存在相通之处。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而他特别珍视的是短暂偶然的一面。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对此分析道:“随着传统美学威权的瓦解,在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措辞贴切地说到的现代主义‘敌对文化’中,时间、变化和对于现时的自觉日趋成为价值之源。波德莱尔是最早不仅将审美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而且将它同实际的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起来的艺术家之一;他历史性地表明,古老的共通美概念收缩了地盘,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时刻,已经同与之相对的现代概念,即瞬时美,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这种与社会现代性(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现代性)相对立的审美现代性,如果不只局限于艺术领域的观照,而是“大气”地拿来审视生命的话,和日历撕页的使用方式,可以看做是对生命本相的性质近似的把握。这样说来,我的转念关注旧式日历,与以前对现代性的推崇,也并不是完全不搭界的矛盾行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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